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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步伟、杨绛、汪曾祺亲历或熟知的民国难解“鬼故事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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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上有没有鬼?这应该算是个哲学问题,实际上并没有结论,但世界上有鬼故事这是事实。我不相信鬼神,但我相信杨步伟、杨绛、汪曾祺三位先生的叙述。

杨步伟先生在《一个女人的自传》中写道:“一次我已经睡上床了,听见堂屋里拖来拖去地响,并且还有很大的笑声。那所房子是一排五大间,正中一间是开会用的,两面四间是职员住的。我住在靠堂屋的右边一间,教务长和斋务长两个人住在靠堂屋的左边一间。两边大声说话是可以听得见的。那时已经是十二点钟了,我听见声音响,就大声问,你们还不睡啊?笑些什么?做了什么可笑的事情了?她们不答应我,声音也没有了。等了一会儿,又来一陈哈哈大笑。我就一声不响地拿着一盏大洋灯,给门栓赶快一拨,门忽然打开了,我看见桌布还在动,椅子横七竖八的,可是一个人都没有,一点声音也没有,两头的隔扇门关得好好的。对面的她们听我出来了,才声音颤抖地问我,校长你听见了吗?你真大胆,还出来呢,我们都吓死了。我还怕是她们偷偷出来做了成心吓我的。我说,什么也没有,你们开门出来啊。她们才给门开了出来,有两个人还在抖,她们脸色苍白,手是冰冷的,话都说不清。我看那样子不像是安心吓我的。对面里间屋内的两个人和我里间屋内的一个人也叫起来了,说她们也听见了,怕得不敢说话,现在知道我出来看了,才敢叫出声来。我就在她们屋内坐了一下,对她们说,明天不要给大家知道,恐怕学生起恐慌不好。但是人的嘴哪里管得住,自然不久大家都偷偷地传出去了。我总是镇静地对着她们,所以大家也不敢说。

隔了有一个月的光景,有一天晚上学生都在温课。(中国那时的学校,住堂的学生每晚都到大课堂里温习两个钟头的课,就是后来的所谓自修。同时有教员每日轮流在课堂里指点她们,大约总是规定的时间,约晚上八点到十点,各学校的时候有时不同一点。)这个课堂是五间打通了的,对面的五间也是打通了的,放了三十架织布机,她们常常告诉我里面响,我从来没有听见过。我想也许是老鼠什么的,所以很久以来都是我自己每天下午去锁门。一天,也正是我监课堂,在十点的时候,对面织布室内织起布来,大约有半分钟的光景就停了。大家都吓得叫了起来,我想是谁在和我开玩笑,于是拿起一盏大灯,叫了几个大胆的学生和我一同过去看。开开门后随手把门关上,恐怕有什么东西会跑出去。回头再一看,就在开门的地方,第二架织布机的手拽绳子还在两面摆,布上有一根热乎乎的玉米棒子在上面。我就和七个人找来找去,一点东西也没有。我就说,要是鬼怪,快显出来我看看!也没有东西,猫狗老鼠都没有,人是更没有了。我一点不觉得怕,也没有风,墙窗都没有风。我一直到现在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那回以后,学校内也没再有过声音什么的了。”

杨绛先生在《走到人生边上》里面写到:“可是我曾经听到开明的爸爸和我妈妈讲过一次鬼。我听大姐姐说,我的爷爷曾做过一任浙江不知什么偏僻小县的县官。那时候我大姐年幼,还不大记事。只有使她特别激动的大事才记得。那时我爸爸还在日本留学,爸爸的祖父母已经去世,大伯母一家、我妈妈和大姐姐都留在无锡,只爷爷带着奶奶一直离家上任。大姐姐记得他们坐了官船,扯着龙旗,敲锣打鼓很热闹。我听到爸爸妈妈讲,我爷爷奶奶有一天黄昏后同在一起,两人同时看见了我的太公,两人同时失声说:”爹爹喂“,但转眼就不见了。随后两人都大病,爷爷赶忙辞了官,携眷乘船回乡。下船后,我爷爷未及到家就咽了气”。杨绛先生还说“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上,自己想不明白,就想问问人,而我可以问的人都已经走了。这类问题,只在内心深处自己问自己,一般是不公开讨论的”。

汪曾祺先生在《新校舍》中写道:“有一天夜里我听到墙外一派鼓乐声,虽然悠远,但很清晰。半夜里怎么会有鼓乐声?只能这样解释:这是鬼奏乐。我确实听到的,不是错觉。”

有些事,科学是解释不清楚的,是科学知识还有待进一步探索,还是真的有其他存在。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解释,不知读过的朋友怎么看待这些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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